换言之，其并未隐含对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可对公民设定超出《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外的其他义务，且在公民未遵守上述义务时对其施以处罚的默许。

《美国法典》第28编第1330(b)节规定，如果外国政府不能享有第1605至1607节的豁免，则美国法院在依据第1608节对外国政府送达后享有属人管辖权。诬告滥诉案件，是将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污名化，不符合国际法，不利于国际合作，国内外已多有论述。

《美国法典》第28编第1603(a)节规定，外国国家包括外国的政治分支机构或者外国的机构或实体。从该报告可以看出，美国国会显然在立法时没有考虑州政府也享有起诉外国政府的权利。《美国法典》第18编第2331节规定的国际恐怖主义包括违反美国或任何一州刑法的暴力行为或危害人类生命安全的行为，或若在美国或任何一州的管辖范围内实施则构成刑事违法的行为。中国加入《海牙送达公约》时指定司法部为中央机关，原告只能先通过《海牙送达公约》规定的中央机关送达。一、美国法院对相关诬告滥诉没有事项管辖权 美国原告起诉中国绕不开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

第三，如无法按前述两种送达方式进行送达，由法院工作人员注明地址并通过任何挂号签收之邮递方式向相关外国外交部长送达传唤状、起诉状副本各一份和诉讼通知，并附上该国官方语言译本。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89年在阿根廷与阿美拉达赫斯航运公司案（Argentine Rep. v. Amerada Hess Shipping Corp.）中已明确裁定，《外国主权豁免法》是管辖针对外国国家的诉讼的唯一依据（sole basis）。可能存在疑问的是，能否适用《刑法》第280条之一的盗用身份证件罪？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罪，在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提供身份证明的活动中，使用伪造、变造的或者盗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情节严重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这，或许离中国的立法现实太远，但人们总是要有期待的，长路漫漫，理想在前，万一实现了呢。当然，在陈春秀、苟晶等案件中，是否存在行贿受贿的情况，目前都没有查明公开。冯秀振向陈巨鹏提供陈春秀的准考证和考生档案，并在明知陈巨鹏通过造假，将陈艳萍的信息替换到陈春秀的档案中而予以认可，符合上诉立案标准。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冒名顶替者遭遇千夫所指，人们不禁要问，该怎么惩罚这些偷窃他人人生的行为呢？ 这几天，山东相继公布了对包括陈春秀、苟晶等多起冒名上学事件的调查结果，多人被问责，但公众普遍的感受是，惩罚太轻了，因为看到多数人是纪律处分。此外，在户籍造假的环节，邱印水、王卫中、邱通等具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者，涉嫌构成滥用职权罪，邱印林及其女儿邱小慧以教唆或帮助的形式构成共犯。

不具备特定身份者，则通过教唆犯或者帮助犯的形式，构成有身份者的共犯。立法也肯定是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回应公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因此，不能适用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作为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最主要渠道，高考一直被视作是相对而言最公正的考试。

至于冒名者陈艳萍，至少是明知造假但予以配合且最后冒名上学，这一行动本身就可以构成冯秀珍和张峰的帮助犯。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在这个过程中，具备特定身份的人，涉嫌构成渎职类犯罪。造成这种现象悲剧的原因，也从来不是个案中的偶然性，而是那些贯穿陈春秀、王丽丽、苟晶等不同案件的共性的、必然性的黑暗力量。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例如，使用伪造的货币、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等等。

包括冒名顶替上学案在内，很多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其实完全可以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运用法学理论和实务经验得到妥善解决。它侵犯的法益，包括发行、印制或发布货币、证件和发票等的国家有权机关的信用，以及相应领域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

我们关注个案，同情案中人，是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自己重蹈他人悲剧的覆辙。首先，可以通过对考试的扩大解释，把招生录取环节也纳入进来。又如，张峰作为冠县烟庄乡乡长，其行为涉嫌构成《刑法》第397条滥用职权罪。再如，《刑法》第222条虚假广告罪的虚假，是指对商品的性能做一种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描述。公众心目中想象的那个被偷窃的学霸的人生的故事也被证明是虚假的。所以，因为有像陈春秀这样的被冒名顶替上学的被害案例真实存在，甚至可能还会不断曝光出更多，就证明了，苟晶被冒名但没有被顶替，也就只是一种个案中的偶然。

） 这样看来，不对立法与法治之间的张力有深刻理解，并掌握相应的法学理论和实务经验，仅凭善良和智慧，恐怕还不足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立法者。例如，冯秀振作为冠县招生办主任，其行为涉嫌构成《刑法》第418条的招收学生徇私舞弊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招收公务员、学生工作中徇私舞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这可能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例如，《刑法》第204条骗取出口退税罪，司法解释规定假报出口包括伪造或者签订虚假的买卖合同，这里的虚假的买卖合同，是指合同所载的交易内容是虚假的、不存在的，至于合同本身，却不能说是伪造。

她是撒谎夸大了，但是也成功引起了全社会对冒名顶替上学这一毒瘤现象的空前关注，又何尝不是对更多的默默被害的陈春秀们的慰籍和解救呢。通常来说，虚假的范围要大于并包括伪造。

而且，陈巨鹏和陈艳萍构成招收学生徇私舞弊罪和滥用职权罪两个罪的共犯，最终的处罚结果，完全可能是重于冯秀珍和张峰，这也符合人们的正义直觉。肆 还有一种涉嫌犯罪的情形，那就是接受请托、帮助造假的各个环节上的国家工作人员，接受了贿赂。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太赞成针对冒名顶替上学这种现象过于急迫的修法。而且，它也能够以每个公民作为呼吁对象，发出行动指南，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以及违反禁令的具体后果，从而培养公民对法律的敬畏和忠诚。

当然，没有实际惩罚降临到个案，并不意味着相关讨论没有意义。第三，刑事立法是大招，应当是逼不得已的最后一步棋，而不应当成为解决问题的急行军。

张峰在明知是造假的档案文件上加盖烟庄乡政府公章，涉嫌构成徇私舞弊型滥用职权罪。例如，根据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在冒名利用他人（苟晶）成绩（但未顶替）上学的邱小慧一案中，邱小慧的父亲邱印林利用自己作为苟晶班主任的身份便利，将苟晶考生档案卡及准考证上的照片替换为邱小慧的照片，对苟晶当年的学生档案进行涂改，以苟晶的名义填报志愿，并将涂改后的苟晶考生档案卡上报至招生办。

在这个过程中，邱印林作为高中教师，如身份核实属于国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则其行为涉嫌构成《刑法》第168条国有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多数情况下，冒名顶替者在各个关键环节上，都是要借助体制内的公权力才能造假过关。

立法工作不是只凭借积极倾听民意舆情、自身治理经验丰富、善于总结分析问题，就能够完全胜任了。如果最终非想要立法的话，我个人建议，还是放在《刑法》第284条之一下面修改。但是，在陈春秀案、苟晶案、王丽丽案中，户籍造假都是通过请托民警利用职权完成的。在这种解释基础之上的修法，在法律文字变动上的成本是最低的。

但是追诉时效的法治规则如此，无法突破。进入专题： 冒名顶替上学 社会阶层 。

因为法治实践的真正运行，从来都不是仅有新法条的生产就行了，还要依靠对法律的运行承担组织、协调、融贯和体系化任务的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被滥权者盖了真印章的文件，尽管因其内容与事实不符，可以被称之为虚假，但是在形式上，符合相关文件的法定形式，不能被认定为是刑法上的伪造。

第二，刑法不溯及既往，专门为某种行为创设新的罪名，恰恰意味着，在新法出台之前，此类行为是无罪的，否则，还需要立法干什么呢？提出立法建议，往往是意味着，已穷尽了已有的刑法手段而仍然无法实现正义。在陈春秀、苟晶、王丽丽等案件中，由于民警的滥权或失职，在表格内容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户口迁移证明上面盖章，但盖章行为本身是滥权或失职，不等于公章或者盖上公章的文件本身是伪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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